耀智法师：佛教中国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编者按：2023年2月23日，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主办、河源市佛教协会协办、河源燕岩六祖古寺承办，原定于去年底举行、因为疫情缘故推迟举行的“2022广东佛教讲经交流会”，在六祖慧能黄梅得法归来隐居之地河源燕岩六祖古寺正式开幕。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广州大佛寺方丈耀智法师在粤港澳三地佛教界联合“示范讲经”环节发表了“佛教中国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摘录：
耀智法师发表“佛教中国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主题演讲（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文化）
在新时代历史背景条件下，中国佛教如何能够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应该深长思之的重要问题。我想，“佛教中国化”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发展并保有活力的法宝；“中国式现代化”是二十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来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佛教必须契合这个时代因缘。
何谓佛教中国化？
今天讲佛教中国化，从时间空间的维度讲，就是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时代化，与此时此地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在保持传统中国化提升与时代同步。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已经与农业社会水乳交融，完全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发展，而今天，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化，佛教也必须变化应对，这就是与时代同步的中国化。
何谓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新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并非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说它属于中国，是因为中国开辟了一条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而是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说它属于世界，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共享，所以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两者的基本原则与佛教的传承与发展既契理也契机，“契理契机”是佛教修行证果与教化众生的基本原理。
所谓契理契机，契理者上契诸佛之妙理，契机者下契众生之根机……
从契机教义上，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化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第二故乡。因此在各个历史朝代的社会发展中，又何尝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在这里，我从三个方面来阐释“佛教中国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一、佛教中国化是佛教契理契机的基本原理
佛教从一个异域的宗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主动地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相适应。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地调整自身的教义教理与教团教制。经过历史上众多高僧大德的创造性转“佛教中国化”，而在每个朝代的此时此地的社会背景中都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现在代化佛教”，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发生了重大影响。直至如今，佛教仍是中国人精神栖息的家园。
佛教中国化之所以能与时俱进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佛教”，关键在于佛教契理契机的基本原理，在历代高僧大德对这一原理精湛的把握和灵活的运用，历经两干多年而亘绵不绝。所谓“契理”之“理”，是佛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妙理的不变之体；所谓“契机”之机，是佛教适应此时、此地、此人的时代根机的不同之用。契理契机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变就是契理，随缘就是契机。契理契机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平等因果与差别因果”，差別因果就是众生界中形相不同，千差万別，佛菩萨应病与药，契机度化；平等因果就是超越差别之相，突破十方法界，而入一真法界，与諸佛如來平等无有差别，同一真心体用之妙理。
禅宗古德的一句话说得最绝：“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前一句说的是契机，不能死抱经书说法，死抱经书不合时宜的去解释佛教，三世诸佛都要觉得冤枉了。后一句说契理，不能离开佛法的法印，离开了正道一步，你就如同邪说。佛陀在世时，即强调因病与药、应机教化，在大乘佛教兴起后，以菩萨道为当机之术、调熟众生共证菩提成为大乘佛教的核心理念。《妙法莲华经》中所讲的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是佛之“大事因缘”，是“理”；而八万四千法门则是应“机”之径，“会三归一”则是理机相合之用。契理和契机二者结合，才能使佛法发扬光大；二者偏离，佛教则失去了存活世间的基础。如专着重于契理，不免曲高和寡！偏离了社会大众；如专注重于应机，只讲适应时代，而忽略了是否契合佛法的真实义，这样的适应，又与佛法脱离了关系！“契理”保证所发展的是“佛教”，而“契机”则确定佛教“在发展”。只有契理契机，才能够使佛教摄受更多的真实信众。
进入了新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国佛教也与社会同步迎来大好形势，佛教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但同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佛教面临着比任何时代更加严峻挑战，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佛教事件，如信息化舆情抄作，谤佛者虚假广告，故事造谣与传谣，群众信谣与传谣，对此我们应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面对与以往历史出现不同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由此社会大众出现不同的思想认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多变性，给佛教适应这个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在未来社会里，中国佛教更要以“契理契机”的基本原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契合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发展，同时保持佛教特有的真实义，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妙理之体，才是真正发展佛教事业。
二、佛教中国化是历代祖师大德的践行方向
中国佛教高僧本着“契理契机”的基本原理，推动佛教思想中国化的传播，在各朝各代都是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动佛教发展，从历史上看到中国高僧在这一使命的践行者，他们不仅在佛教思想上具有一定造诣，同时在翻译和阐释佛经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并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字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促进佛教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从而构建起中国化佛教思想体系。在这里列举几位高僧与大德：
1、道安律师——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
东晋时代的高僧道安律师，便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人，佛教中国化的开拓者。道安律师一生的使命就是建立中国化僧团，并在兵荒马乱与饥馑连年的时代，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这一主张。
道安律师中年迭遭战乱，饥馑连年，曾率众从长安逃难至河南嵩县，不久，又遇前燕兵锋逼近，于是南投襄阳，走到新野，对徒众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举）；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道安律师的原意是：“现在遇到饥荒、战乱，（这么多人，吃饭都困难，而且很容易死于乱兵之中），如果不去依靠国主，（大家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怎能传布佛法？”
在这里，“国主”一词更多是一种指代或象征意义，并非实指“国主”本人，指代的是“国主”所能提供的安全生存环境和稳定社会秩序。这可以反向解读出道安律师对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渴望，也就是说，只有国家好、世道好或社会安定乃至富强了，佛法才能更好地弘扬。因此，这句话表现出爱国爱教的意味。如果作进一步的引申解读，将“国主”理解为指代或象征了其所制定的世间法律规范，那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话也可解读为“不遵守国主（所制定的世间法律），那么佛教法事活动就很难开展”，其中内含的是佛教在世间要尊重、遵守法律和礼仪，不能自恃某种身份而胡作非为的意思，包括宗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就是国法与教规的关系，也就是国法大于教规，也就是佛教徒“随方毗尼，不违毗尼行”，“遵守国王法”的意义。
道安律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开启了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及正确处理政教关系的先河，是佛教中国化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同时，对国家走向和谐富强与安全稳定的渴望。
2、惠能大师——佛教中囯化的生活践行者
唐代高僧——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六祖坛经》最典型地体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特点。早期的佛教相对来说比较重视肉体的修炼，讲渐修，重视未来。但到了惠能大师的时候，就变得完全不一样。惠能大师完全以心性为根本，《六祖坛经》云：“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了此心，直了成佛”，惠能大师开悟之后，发出了五个想不到，即“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依此展开全部禅学理论，强调出世入世都离不现实生活，在实现解脱现实人生的同时，调和佛法与世间法的矛盾。他曾明确地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认为佛法与菩提只存在于世间，如果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求佛法解脱，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他要人“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在把佛法和出世间拉向世间的基础上，调和教界之间关系与佛法和儒家两教的关系。所以惠能大师云：“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既然只有“即世间”才能求得“出世间”，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遵奉社会伦理和纲常名教当然就是不碍佛法，甚至是修佛法的重要前提，因为“君臣父母，仁义礼信，此即是世间法”，不坏世法才能得解脱，“若坏世法，即是凡夫”。
3、太虚大师——佛教中国化推动人间化与世界化
太虚大师是佛教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者，是中国佛教世界化的推动者，是一位博大精深的佛学理论家。民国期间，太虚大师曾鼓励僧尼关心和参与政治，曾有“菩萨政僧”之说。政治即众人事务，关心和参与政治即是在亲近、利乐众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强调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中包括了宗教界并给予了佛教界的政治安排，参加了全国、省、市、县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也是太虚大师的主张。在这里，我们精准的表述是“参政而不是执政”。
太虚大师曾经说：“人间佛教”不是让人离开人类生活，去做神、做鬼的教派，更不是让人出家后，到寺院、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做和尚的教派，而是以佛法来改良社会，引导人类文明更加进步，把世界关系、人际关系改善的佛教。
面对中国佛教进入现代社会的新时代，太虚大师强调对“新”要有正确的认识。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中指出：“新的思想与融贯的思想。先说新的意义：平常说新乃对旧的反面而言，而佛法真胜义中无新无旧，缘生义中则没有一定的分划，小至一事一物，大至一世界乃至无量世界，都刹那刹那生灭相续的迁流着而新陈代谢。然依佛法契理契机的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上，因为人类在一个区域之中一个时代里面，适应其现在的将来的生活，则有一种新的意义，便是契机的意思。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这在四悉檀中叫做世界悉檀，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如是，即为本人所提倡的弘扬佛法的新的意义。若是故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一般为佛法传持的人，若能依照契理契机去躬践实行，则不但目前及将来的中国的佛教可以发扬光大，即全世界佛教亦会因此而鼎新起来。”
大师所说的新，就是契机的意思。但他首先强调佛法的契理问题，即佛法的真胜义是无新无旧的，是常住真理。而不是像世间的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新”是要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而不是把佛法的常住真理也来一通任意发挥“发展”。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佛教而言，便不难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太虚法则就是强调：一要以佛教为中心、二要坚持中国佛教本位、三是进行普遍融摄。其中第二点坚持中国佛教本位，就是要坚持作为佛教中国化有益成果的中国佛教的主动流。
三、佛教中国化是当代中国佛教徒的使命担当
作为佛教徒应如何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我曾在广东省佛教教职人员培训班讲演过一个题目——“规范管理，创新服务，坚持佛教中国化发展方向”，在此重述一下内容：
1、依法办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保障
依法办教是佛教正确认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是每年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的主题。依法办教，就是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国法与教规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宪法意识、法律意识，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自觉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同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依法表达合理诉求，自觉抵制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违法活动。
佛教“随方毗尼、不违毗尼行”、“遵守国王法”的教规原则，是要求佛弟子遵守一个国家的纪律与国法，毗尼是佛教的戒律，当佛教传入一个国家，其教规与这个国家法律有冲突的时候，就以这个国家的国法为准，不能以佛法凌驾于国法之上。因此，遵纪守法是佛教弟子的内在要求，佛教弟子加强法律意识，自觉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也是佛教界“持戒守规”的基本要求。
2、持戒守规，是佛教中国化的道风建设
“佛制戒律、祖立清规”构成了“清规戒律”的中国佛教特色，是佛教中国化延续两千多年的根本。在《行事钞》里引《十诵律》说：“佛法几时住世？”“佛答言：随清净比丘说戒法不坏，名法住世，乃至三世佛亦尔。”衡量一个道场，一个僧团有没有正法，就随清净比丘说戒法没有毁坏，没有毁坏就是正法住世。佛陀制戒是以建立清净僧团为中心，以此训练贤圣僧众。这主要是以戒学为基本，以定慧作为进一步的修学。所以佛在《遗教经》中说：“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佛陀建立僧团，其方法是以戒摄僧；其目的是以戒律引导大众生活在清净的律仪之中，来完成僧众的自律和化他，以此来衡量修行与护法的根本。
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唐代时，百丈怀海、马祖道一两位祖师总结过去僧团管理经验和吸收当时各种管理文化的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寺院管理制度，即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百丈清规》，以此规范了禅宗寺院组织管理及僧团日常生活。自百丈怀海禅师创立清规以后，《百丈清规》的立规实为佛教中国化的一大创新。
3、规范管理，是佛教坚持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随着国家加强依法管理，全面建立法制社会，宗教领域在国家、省、市先后全面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与《宗教团体管理办法》等有关宗教政策法规及全国汉传佛教管理制度，并在全省开展明查暗访工作部署和整改要求。
广州佛教协会结合广州佛教教风建设及日常工作实际，遵循佛教传统“清规戒律”和现代法制社会，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寺庵规范管理，同时找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工程管理、民主议事”四大核心进行规范化管理的研究与根源分析并制定了专项制度。与此同时，广州市佛教协会于2019-2021年，连续三年会同第三方专业机构到各寺庵开展“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工程管理、民主议事、安全管理”等专项巡查调研，提出解决方法。这样做也是契合当代法制社会的时代因缘，符合随方毗尼、不违毗尼行、遵守国王法的基本原则；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消除社会误解；自觉加强规范管理，适应了社会要求。
4、创新服务，佛教坚持中国化的社会基础
佛法属于众生，寺院属于社会。而佛教的发展应从契合时代缘起、利益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考虑。
